"三才"理论在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地位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并以此区别于西方近代的学业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经验和技术操作的层面，它已经抽象出若干富含哲理性的原则和原理，已经形成了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因此，它是一种科学，而非单纯的技术。

"三才"或称"三材"（"才"和"材"是相通的），是指构成宇宙的三种相互联系的主要"材料"或要素--天、地、人。这是一种宇宙模式，也是一种分析框架，而被应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广泛领域中。

关于农业生产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始见于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的一篇--《吕氏春秋·审时》：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在这里，"稼"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这是农业生产的对象。 "天"和"地"分别指自然界的气候和土壤、地形等，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因此，上述引文是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概括；它把农业生产看作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作为自然再生产，农业生物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再生产，农业生物又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就是农业的本质。《吕氏春秋·审时》的上述概括接触到了农业的这一本质，体现了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

农业生产自始就离不开"天"、"地"、"稼"、"人"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这样，（1）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农时学、土壤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这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和体系；而"三才"理论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和总纲。因为"三才"理论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对天地人等因素认识的升华和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传统农学和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指导思想。它把农业生产看作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并把有关的技术原则和学科知识结合成为一个颇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自《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和立论依据。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中国传统农学对天、地、稼、人诸因素的认识，看看这些认识中是如何贯彻着"三才"思想的，最后谈谈"三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农学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

"天"和"时"原来是各自独立的概念。甲骨文中的"天"是大脑袋的人形，原指人之顶巅，作"大"或"上"解。后被用以指称人们头顶上的苍天，而天被认为是至上神的住所，于是"天"成为至上神的代称。甲骨文的"时"字则从之从日（"日"是太阳的象形，"之"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视运动。这表明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太阳运行引起季节的变迁，而称之为"时"。《尚书·洪范》把"时"看作是降雨量（雨）、光照（旸）、温度（燠、寒）、大气流动（风）等气象因素按一定次序的消长。这是对"时"的本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后来把"天"与"时"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是"气"。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气"是一种流动着的表现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无所不在的精微物质。西周末年，"气"介入"天"的概念中，"天"的神性发生动摇。春秋时代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战国时代，人们逐步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形成"天时"的概念。实际上是把"时"，即气候变化的时序性作为"天"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这个"天"已是自然之天了。以后，人们又把"天"之"气"概括为阴阳二气，尤其强调"阳气"在万物生化中的作用[1] 。清杨屾《知本提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日行黄道，一年一周，而遍地之土，共被恩泽；盖地本水土合成阴体，得日阳来临，方能阴阳相济，调和平，化生万物，而衣食始能从此出也。"这些论述虽然还缺乏现代科学的精确依据，但应该说是接触到"天时地利"的本质的。

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至大，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中国古代农业更为突出。这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中国农业的第一个摇篮--黄河流域位处北温带，四季分明，春旱多风，必须抢墒播种等）有关，也和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传统的形成有关。中国古代农民和农学家农时意识之强为世所罕见，他们把知时顺天视作从事生产活动最起码的要求，"不违农时"是各派政治家的共识，而"观天授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务之一。

中国传统农学指时的手段，最初是物候（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草木荣枯、鸟兽出没、冰霜凝消），继之是天象（日月星辰的动态），最后形成二十四节气。但中国传统农业对农时的掌握不是孤立地运用单一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系统。先秦的《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发展到战国秦汉，二十四节气成为指时系统的核心，它与物候的结合是这个指时体系的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基础是"二至"、"二分"等构成的标准时体系，它通过土圭测日晷来确定；但同时也考虑了气象、物候等诸多因素。二十四节气准确地反映了地球公转（其表现为太阳的视运动）所形成的日地关系，秦汉以后它融入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中，一直对中国的农业生产起着指导作用。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论衡》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元王桢《农书》说："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变迁，如循之环，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他还据此制定了"授时指掌活法图"，成为传统农学指时体系的一个总结。

气候的变化有常有异，任何固定化的时序都难免有局限性。南宋陈旉《农书》指出："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 在这里，"时"指时令，即所谓"四时八节"，"气"指气候的实际变化，它们之间有时也可能发生不完全符合的情况。因此应灵活掌握时令，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验之物理"。所谓"验之物理"就是指以物候校正时令中的农事安排。

中国传统农学对"地利"的认识和改造

古人把"地"看成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水地》），它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

。甲骨文的"利"字作以刀割禾状，原意是收割禾谷所获，亦可泛指土地之所出；"利"作"锋利"、" 利益"解只是其引申义。正如清代学者俞樾说："盖利之本义谓土地所出者。土地所出莫重于禾；以刀刈禾，利无大于此者矣。"（《儿笘录》）可见，"地利"是从农业生产中得出的概念，而"尽地利"也就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在"尽地利"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土壤学，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土宜论"和"土脉论"。

"土宜"或"地宜"的概念产生相当早，相传周族先祖弃就曾"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据《荀子》、《管子》等书的记载，"相高下，视肥墝，序五种"已是农夫的常识，同时也是政府有关官员的职责。"土宜"的原则，不但要求按照不同的土壤类别安排不同的作物，在同一地区按照不同的土地类型（如平原、川泽、丘陵）全面安排农林牧渔各项生产，而且重视农业的地区性，要求根据地区特点安排生产与生活。土宜论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专门的著作对土壤进行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土壤及其变化。如《管子·地员》按土壤肥力高低把九州土壤分为3等18类90种，详列各类土壤所宜生长的作物品种、果品、草木、鱼产和牲畜，揭示了植物按地势高下垂直分布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

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中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就是"土脉论"。《国语·周语》记载西周末年虢文公讲，每年开春，阳气兴盛，"土气"和"土膏"开始"脉动"，是春耕的适宜时节。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这种土脉论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如南宋陈旉说："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墝埆，治之各有宜也。"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吕氏春秋·任地》说："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周礼·大司徒》区分的"土"和"壤"，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2] 。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周礼·草人》的"土化之法"，就是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方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南宋陈旉说："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这种"地力常新壮"论继承和发展了土脉论，是中国传统农学最光辉的思想之一。

数千年来，中国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由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居于世界前列，而地力基本上保持不衰。其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而是依靠合理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改良土壤环境的综合措施，而这些措施的理论基础正是土脉论和土宜论。以耕作改土而言，《吕氏春秋·任地》提出"耕之大方"，要求处理好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关系，把偏颇的状态转变为适中的状态。《氾胜之书》概括为"和土"这样一个总原则，力求使土壤达到肥瘠、刚柔、燥湿适中的最佳状态。《齐民要术》进一步发展，要求耕地达到"熟"的标准。明清农学家提出土壤耕作"损有余，补不足"[3] 的原则，与"和土"论一脉相承。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土壤肥力状况可变性为前提的。

中国传统农学对"物性"的认识和利用

中国传统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两者都是以日益深化的对各种农业生物特性的正确认识和巧妙利用为必要条件的。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作物和畜禽驯化中心之一，历史上又从国外引进大量的作物和畜禽的种类和品种。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这种方法在《齐民要术》首先被记述。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齐民要术》指出，谷子"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恶而息也。"说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作物茎杆的高矮与产量和质量的关系，其观察之敏锐和正确，使现代育种家为之惊叹。中国古代还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相畜学。

驯化、引种和育种的实践，加深了人们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用民》已论及"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的生物遗传现象。东汉王充进一步做出"物生自类本种"（《论衡·奇怪》）的概括。对生物的变异，人们也早有认识，尤其注意它与的环境条件及其变化的关系。先秦时代人们已指出，在各地一定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有相应的植物和生物群落；而每种农业生物或其品种都有它所适宜的环境。《考工记》："桔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风土论。所谓"风土"，元王桢《农书》的解释是："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随气化。"这是对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土壤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的理解。各地风土有别，"物产所宜者，往往而异"。反过来说，生物各异的特性，是不同环境条件自然选择的结果。清陈淏子《花镜》说："生草木之天地既殊，则草木之性情焉得不异？"尤其可贵的是，古人已认识到农业生物和风土条件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贾思勰观察了作物引种到新环境后发生的各种变异，看出作物具有逐步适应新环境并形成新的特性的能力。如四川的花椒引种到山东，"此物性不耐寒，阳中之树，冬需草裹，不裹即死；其生小阴中者，少禀寒气，则不用裹，所谓习以性成"（《齐民要术·种椒第四十三》）。元代，政府在中原推广棉花和苎麻，有人以风土不宜为由加以反对，《农桑辑要》引用历史上引种成功的事例予以驳斥，说明在人工的干预下，能够改变农业生物原有的某些特性，使之适应新的环境，从而突破原有的风土限制。

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先秦时韩非即已指出"物者有所宜"，农业生产要"务于畜养之理"（《韩非子·扬权》、《难二》）。《齐民要术》十分注意介绍不同作物、畜禽及其品种的特性，他所提倡的农业措施基于对物性以及天时地利的深刻认识。"物宜"这一概念，后来和"时宜"、"地宜"合称"三宜"。明马一龙《农说》在解释"知时"、"知土"时说："时言天时，土言地脉，所宜指稼穑。力之所施，视以为用。……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这是首次明确把"物宜"纳入"三才"理论系统中。清杨屾《知本提纲》谈移栽时要求"燥湿从乎本

性"、"疏密顺其元情"，谈施肥要求除注意时宜、土宜外，还要注意"物宜"，"物宜者，物性不齐，各隨其情"，并强调"因物验试，各适其性"。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农学不但注意农业生物各自的特性，而且尤其注意其间的各种关系。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农业生物个体的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农业生物群体中同一种类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可以使它们造福于人类。大田生产中的冬前耙麦、轮作倒茬和间套种，园艺业中修剪、摘心、打顶、"嫁枣"（相当于后世的环剥法）、疏花疏果、"冬种"瓜葵、黄猄蚁治柑桔害虫，畜养业中的阉割术、人工换羽、鸬鹚捕鱼、池鱼混养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人们尤其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农牧互养、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陈旉《农书》谈到，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的前提下，巧妙安排种植顺序和搭配，可以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总结。

中国传统农学对"人"的作用的认识

在对天地人的功能和本质的最流行的表述中，与"天时""地利"并列的是"人力"或"人和"。 甲骨文"力"是原始农具之耒形。大概因为用耒耕作要用力，所以引申为气力的力。可见"力"自始就与农业有关。《尚书·盘庚》："若服田力穑，亦乃有秋。"《多方》："力畋尔田。"《左传》襄公十三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这里的"力"是指劳动力。在古代农业中，劳动力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农业生产不是由孤立的个人进行的，而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要使分散的"力"变成强大的"合力"，就必须协调各个单个人的关系，使群体和谐一致。因此，又有"人和"概念的产生[4] 。"人和"正是为了发挥和加强"人力"，两者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人力"、"人和"和"天时"、"地利"一样，是从农业实践中产生的概念，是地地道道的农业语言。
农业生物的生长固然要以天时地利为基础，但如果没有人的筹划和劳动，没有人来协调其间的关系和控制其发展方向，就不可能生产出适合人类需要的产品；所以主导农业生产的是人。王桢《农书》："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杨屾《知本提纲》："天主行施，地主含化，……更需人道以裁成。""天畀时，地产利，人当趋时尽利，以奏其功。"清张标《农丹》："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农学不是一种因任自然，无所作为的思想学说，相反，它对能动地适应和改造自然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为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示了广阔的空间。

不过，人在农业生产中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吕氏春秋·任地》等篇提出农业生产的十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中心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涝洼返碱的土壤环境，争取农作物的高产优质；而其前提则是"审时"、"辩土"。《齐民要术》提倡勤劳力耕以致富足，其所载全部精耕细作技术，均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基础。但它又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陈旉《农书》提出"耕稼盗天地之时利"的命题，把主动攘夺、巧妙利用天时地利的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又指出："农事必知天地时宜。""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天时地利的规律，就可以"人定胜天"。明马一龙《农说》说：

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

古人的心目中的"人定胜天"，并非意味着人可以驾凌自然之上为所欲为，而是强调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掌握农业生产的主动权，趋利避害，以获取比单纯自然再生产更为理想的生产效果。从这种认识出发，马一龙又把农业生产中人的因素概括为"力"和"知"两个方面，而把"知"放在首位。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依靠知识，依靠科学"是一致的。

以前的研究者往往把中国传统农学理解为单纯讲农业生产技术及其原理的学问，而有意无意地把"人"排除在其外。其实，中国传统农学绝非"见物不见人"的。这个"人"，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技术的掌握，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在中国传统农书中，前者一般融入讲天时、地利、物宜等技术内容中，后者则往往有其独立的存在。例如，《吕氏春秋》所载先秦农家言四篇中的"上农"，主要就是讲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管理的。从《氾胜之书》起，《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等重要农书都包含了对私人农场经营管理的内容，尤其是陈旉《农书》，卷上的12篇中有6篇是专门谈经营管理的。应该说，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营管理牵涉广泛的方面，难以尽述。但有一点不可不提，这就是强调农业生产的计划性。《左传》襄公25年记载郑子产的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太平经》也指出："比若耕田，得谷独成实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四民月令》被称为"地主的经营手册"，其中已包含了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计划和安排。《齐民要术》没有专门谈生产计划的篇章，但书中处处体现了精细计算、统筹安排的精神。陈旉《农书》强调农业生产要预先作计划，计划要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有了计划，还必须专心致志，"念念在是，不以须臾忘废"。明清时代的农书，尤其是经营地主所写的地方性农书，如《补农书》和《知本提纲》，也无不贯彻对农业生产统筹安排的计划性要求。这种对计划性的强调，是是耕细作农业的特点所规定的，也是"三才"理论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的一种体现。

"三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统农学还包含了一些与现在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吻合的原则和原理，例如：

1、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早在春秋战国的文献中，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主要是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论述已经比比皆是，以后又继续有所发展。主要的措施是所谓"以时禁发"（或简称"时禁"），即只允许在一定时节和一定限度内采猎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其滋生孕育之时采猎，禁止童山竭泽。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从滥捕滥伐造成局部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中认识到，要使资源不屈而能永续利用，必须处理好"用"与"养"的关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所谓"养"是一种自然的活动，故有"天养"之称，用现在的话，可以叫做"自然再生产"。对于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们不应该打乱其正常秩序，"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进而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使野生动植物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得以正常生长，《国语·鲁语》称之为"助宣气"、"助生阜"、"畜功用"、"蕃庶物"。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利用，才能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的不断再生，以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控制自己的消费，"用之有节"。同时，在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又要依据"时宜"、"地宜"、"物宜"

的原则办事。[5]

2、通过"用""养"结合，使"地力常新壮"

土地是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条件。农业能否持续发展，首先要问土地能否持续地有效地被人们利用。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做出响亮的回答，这就是 "地力常新壮"论。按陈旉的说法，要保持"地力常新壮"，必须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也就是用养结合。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养地的主要靠施肥，但并不限于施肥。通过用养结合保持和增进土壤肥力，其理论基础即是土壤及其肥力可以变动的土脉论。

3、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生物互养

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减少不可再生的外源能的消耗，尽量发挥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潜能。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农学也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好经验。
例如，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在甲骨文中，"粪"字乃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粪"字的本义弃除废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中国古代农家肥料差不多包括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而且突破农家和农村的范围，不晚于宋代，人们已经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把城市也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
中国传统农业还善于巧妙安排和利用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这也是发挥农业生态系统潜能之一途。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进一步可以安排多种生产项目的配合。如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珠江三角洲则有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

上述三个方面，是中国传统农学留给我们的富有现代价值的宝贵遗产之一。而它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无疑是"三才"理论及其体现的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

以上谈了"三才"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的许多优点，但我们并不认为"三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例如，作为"三才"理论基础的"气"论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不利于引导人们深入事物的内部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是与"三才"理论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的这种缺陷有关的。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这个问题在此不能展开。目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能认为"三才"理论只是在历史博物馆中才有它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已毫无意义。"三才"理论把农业视为天、地、人、稼诸因素相互依存的发展着的整体，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体的农业的本质。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在以上两个根本点上, "三才"理论仍然具有长久的以至永久的生命力,仍将引导农业走上正确的方向.我们在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和可能从"三才"理论中汲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