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省曾　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１４９０年，卒于１５４０年。黄省曾幼年时喜读古代散文和辞赋，对词书《尔雅》颇有研究。明嘉庆辛卯（１５３１年）参加乡试，名列榜首，中举人。后因进士不第，便放弃了科举之路，转攻古代诗词和绘画。当时南都参赞乔白岩坐镇金陵（今南京），他聘请黄省曾前往纂写《游诸山记》一书。黄省曾一日游览，一日撰著。后来黄省曾又转学于会稽王文成（阳明）的门下，著有《会稽问道录》。最后关门谢客，过起了隐居生活。

　　黄省曾是个诗人，但却“好谭经济”，一生写了多种农学著作，主要有：《稻品》（又称《理生玉镜稻品》）１卷、《蚕经》（又称《养蚕经》）１卷、《种鱼经》（又称《养鱼经》、《鱼经》）１卷、《艺菊书》（又称《艺菊谱》）１卷，此四书被合称为《农圃四书》，此外还有《芋经》（又称《种芋法》）１卷、《兽经》１卷。黄省曾的农学贡献主要就体现在这些农书之中。

　　黄省曾的农学成就与吴地(1)的农学传统是分不开的。吴地的传统农业主要是由稻作、蚕桑（元代以后加上了棉花）和渔业三部分组成的。这从吴地的农学家兼诗人陆龟蒙的诗歌中就可以看出，“山横路欲绝，转楫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在另诗中又说：“水影沉鱼器，邻声动纬车”。稻米、蚕丝和鱼是吴地人民生活的基础。

　　吴地有着悠久的农业发展史。八十年代以前，已知最早的稻作遗存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就位于吴地境内，说明这一带的稻作历史至今至少有７０００年之久。除罗家角遗址以外，在江苏无锡的仙蠡墩、锡山公园，吴县的草鞋山、澄湖、越城，上海的马桥、青浦崧泽，浙江的吴兴钱山漾，杭州的水田畈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都发现有稻作及其他原始农业的遗存。如，吴兴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了最早的利用蚕丝织成的绢片和丝带的实物。同一遗址中，还发现了有“倒梢”的篾制渔具。由此可见，以水稻、蚕桑和捕鱼为生产支柱，以“饭稻羹鱼”为生活特点的吴地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形成。此后，吴地的农业还在持续不断的发展。到了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吴地的农业生产加速发展，成为全国粮食和衣着原料的供应基地，享有“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明清时期，吴地农业又率先进入了商品经济的行列。

　　发达的农业孕育着发达的农学。众所周知，春秋时期范蠡曾活跃在吴地一带。而据史料记载他就是《陶朱公养鱼法》的作者。不论“养鱼法”总结的是吴地的养鱼经验，还是范蠡离开吴地来到北方之后，自己总结出来的养鱼经验，只要《养鱼法》是范蠡所作，就肯定与吴地有某种联系。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吴地更成为重中之重，伴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吴地的农学传统也开始形成，出现了陆龟蒙、陆羽、僧赞宁、陈甫、楼＃等众多的农学家。明清时期，吴地的农学更趋发达，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农学家，除黄省曾以外，著名的农学家还有马一龙、沈氏、俞宗本、邝潘、徐光启、王世懋、张履祥、陆世仪、潘曾沂等。（见表）

　　据对《中国农学书录》的不完全统计，从春秋时期到清末，吴地一黄产生了农书大约１８０部，占“书录”中全部农书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三本中国古农书中，就有一本出自吴地。而这些农书中，又主要以水稻、蚕桑、花卉等为主要的对象。做为一个吴地农学家，黄省曾的农学成就正是吴地农学传统发展的产物，也是吴地农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稻品》与吴地的稻作及稻作学传统

　　《稻品》是一部水稻品种志。书先对稻（　、　）、糯（秫）、　（粳）、籼等概念作了解释，然后列举了３４个水稻品种的性状、播种期、成熟期、经济价值以及别名等等。作为《姑苏志》的补充，《稻品》中所载自然是以苏州地方的水稻品种为主，但书中还记载了周围其它地方一些品种，其中毗陵（今江苏常州）３个、太平（今安徽当涂）６个、闽２个、松江（今上海松江）８个、四明（今浙江宁波）３个、湖州５个。这些品种多多数在苏州一带也有种植，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而已，《稻品》也一一加以记录。如师姑　，四明谓之“矮白”；早白稻松江谓之“小白”，四明谓之“红白”；晚白又谓“芦花白”，松江谓之“大白”；胭脂糯，太平谓之“朱砂糯”；赶陈糯松江谓之“雀不觉”，亦谓之“籼糯”；芦黄糯，太平谓之“泥里变”、“瞒官糯”，松江谓之“冷粒糯”。《稻品》记载水稻品种性状时注意到籽粒、质地、外形、稃芒、株杆、抗逆性、产量、品质等因子。还记载了每个品种的播种和成熟月份。

　　《稻品》的出现是吴地的稻作及稻作学传统的产物。吴地是中国稻作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也是稻种资源最为发达的地区。吴地所在的太湖地区是水稻籼粳分化的中心地区。先秦时代，吴地的人民就已开始了对于水稻品种选择的重视，据《吴越春秋》卷九的记载，勾践十三年（公元前４８４年），越国谎称受灾，吴借粟（稻谷）万石，第二年“越王粟稔，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吴王见越国的谷粟很长，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留使吴民植之。于是吴种越粟，粟种杀而无生者，吴民大饥”。历史上，这里还有许多野生稻的记载，《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提到：“由拳（今嘉兴）野稻自生”。《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九年“是岁扬州　稻生”。《南史·梁本纪》载：“（大中通三年）是秋吴兴生野稻”。但是在唐宋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尚在北方，因此有关吴地一带水稻品种的记载非常有限，《齐民要术》所记载的２４个水稻品种，反映的是６世纪黄淮流域水稻栽培中一些流行品种的名称，吴地因不在北魏的统治范围以内，所以没有提及。只是到了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吴地的水稻品种才开始引人瞩目，先是出现在诗人的笔下(2)，诗人范成大在他的《劳畲耕　并序》一诗中就提到“吴中米品”８个，有长腰、齐头白、红莲、香子、舜王稻、占城、罢亚、早籼等。后又出现在地方志之中，现存宋代地方志，如宝佑琴川（常熟）志、淳佑玉峰（昆山）志、绍熙吴郡（苏州）志、嘉泰吴兴（湖州）志、绍定澉水（海盐）志、咸淳临安（杭州）志、淳熙新安（歙县）志等都有关于水稻品种的记载。（见表）

敐宋代方志中记载的吴地水稻品种

方志名称（今名）　　籼粳品种数　　糯稻品种数　　合计
宝佑琴川（常熟）志　２７　　　　　　　８　　　　３５
淳佑玉峰（昆山）志　２５　　　　　　　９　　　　３４
绍熙吴郡（苏州）志　　２　　　　　　　０　　　　　２
嘉泰吴兴（湖州）志　　８　　　　　　　１　　　　　９
绍定澉水（海盐）志　　７　　　　　　　２　　　　　９
咸淳临安（杭州）志　　６　　　　　　　４　　　　１０
淳熙新安（歙县）志　２５　　　　　　　７　　　　３２

　　上述地方志共记有水稻品种１３１个，扣除重复的有３３个，实有品种９８个，但这并不是宋代吴地水稻品种的全部，因为《嘉泰吴兴（湖州）志》在记载了９个当地的水稻品种之后，就如是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又如绍熙吴郡（苏州）志所记的当地水稻品种只有２个，而上引范成大的诗中就记载了品种８个。

　　然而黄省曾以前的农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多地注意水稻品种的问题。唐代仅存的韩鄂著《四时纂要》所述有关水稻种植甚为简略，且多因袭《齐民要术》，更不提水稻品种。南宋著名的《陈甫农书》虽然是一部系统论述吴地稻作农业生产的农书，但却只提到了一个水稻品种“黄绿稻”。元代的《王祯农书》也只提到了黄绿稻、占城稻和小香稻等

几个品种名称，并且认为：“稻之名不一，随人所呼，不必缕述。”这就使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一部专门的水稻品种专志。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水稻品种的更加丰富，对于水稻品种的系统总结也就成为一些有识之士创举。有学者统计明代太湖地区有水稻品种近１９６个（扣除重复），比宋代（６５个，不包括ㄏ卦谀冢┰黾恿耍脖叮磺宕�更增加到３８０个，比明代又将近增加了１�?3)。地方志的记载中也大致反映出同样的情况，如，明嘉靖《吴江县志》记及的水稻品种有１００多个，其中籼粳稻６７个，糯稻３７个。而黄省曾的《稻品》正是在地方志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先是弘治年间（１４８８－１５０５）吴宽、张习、都穆等人发起纂修《姑苏志》，未告完成，仅存遗稿。后来王鏊、杜启、祝允明、蔡羽、文征明等人在此基础上，重新修订，完成了这部方志的写作。黄省曾的《稻品》就是在《姑苏志》“土产”部分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而成。它是一部脱胎于方志，而又独立于方志的水稻品种专志。

　　《稻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水稻品种专志。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水稻品种的是晋代郭义恭的《广志》，该书一共记载了１２个水稻品种，但书早已失传，其所载品种还保留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中。《齐民要术》是最早记载水稻品种的农书，书中一共记载了２４个品种，加上《广志》中的１２个，共３６个，然而《齐民要术》仅记载水稻品种的名称，而不及性状和生育期等。到了宋代才出现了第一部水稻志，这便是曾安止的《禾谱》，所记为西昌（今江西泰和县）的水稻品种，尽管其中有些品种也见于江浙一带，但这本书后来也失传了，只有部分内容还保留在曾氏家谱之中。宋代苏湖一带本是中国稻作最发达的地区，却没有留下一部水稻品种的专著，只是在一些地方志中有水稻品种的记载。此外，范成大在《劳畲耕，并序》中也记载了“吴中米品”８个，但这些记载都未为赅备。宋代陈甫所著的《农书》虽然是最早记载南方水稻栽培技术的农书，却仅是在“地势之宜篇”提到了“黄绿稻”这样的一个水稻品种。元代王祯《农书》中虽然对于水稻品种做过一些的分类，却很少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水稻品种。因此，《稻品》乃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不稻品种专志。其后３００年，李彦章才写出了一部可与之相媲美的《江南催耕课稻编》，而且“课稻编”本身也是吴地稻作和稻作学传统的产物。

　　（二）《蚕经》与吴地的蚕业及蚕桑学传统

　　《蚕经》是第一本关于江南地区栽桑养蚕的专书。黄省曾在书中对苏杭一带种桑养蚕的经验做了总结。书中分为艺桑、宫宇、器具、种连、育饲、登蔟、择茧、缲拍、戒宜等九个部分。除“艺桑”外，其余８部分多是关于养蚕的内容，故此书名为《蚕经》。“艺桑”部分主要介绍了地桑、条桑品种，嫁桑、接桑方法，桑园管理，桑牛防治、桑下种蔬、桑叶市场价格预测等等内容。“宫宇”即蚕室，蚕室的设置要求安静保暖，防止潮湿。“器具”即有关种桑养蚕的工具，有桑刀、方筐、圆箔、火箱等项。“种连”即蚕种的繁育，包括选种、浸种和浴种。“育饲”必须使用干叶，雨中所采桑叶必须擦干吹干方可喂饲。“登蔟”即上蔟。“择茧”要求茧细长而莹白，否则淘汰。“缲拍”即缫丝。“戒宜”即养蚕的注意事项。

　　在黄省曾写作《蚕经》以前，吴地的蚕业已经走过漫长的历史，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便是已知最早的丝织物。在此之后，吴地的蚕桑业还在持续不断地得到发展，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太湖地区的蚕桑业更是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南宋嘉泰《吴兴志》中便有“湖丝遍天下”之说，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朝初年，随着棉花生产的普及，全国各地的蚕桑生产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日趋衰落，而唯独湖州、嘉兴一带的蚕桑业在明代中后期以后，不且没有萎缩，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并成为对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一直到今天。

　　发达的蚕桑业也造就了发达的蚕桑学。早在北宋时期，高邮人秦观就著有《蚕书》１卷，南宋以后，随着吴地蚕桑业的日益发展，记载蚕桑技术的农书也日益渐增多，如陈甫《农书》、楼＃《耕织图》等。元代以后则更有《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撮要》等。

　　虽然这些农书都记载了丰富的种桑养蚕技术，且《蚕经》的部分内容即来自这些农书，但这些农书似乎并不能满足吴地蚕业发展的需要。首先，元代的三大农书都是以指导全国的的蚕桑生产为出发点，且多以北方的蚕业技术为主。其次，南宋的《农书》和《耕织图》虽然是以南方太湖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为主，但二书并不是蚕桑专书。第三，秦观的《蚕书》虽然是一本蚕学专著，且作者也是吴地人士，但书中所记乃是兖（今属山东）人的养蚕技术，与吴中养蚕有所不同。因此，明代以后，随着吴地的蚕业的进一步发展，由吴地人写作一本关于吴地的蚕业技术的专著也就水到渠成，黄省曾的《蚕经》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蚕经》之后，有关蚕桑的著作很多，其中又以江南为盛。虽然《蚕经》所载养蚕技术与其前后有关农书相比较，并没有特别的贡献，但江南写作蚕桑专书，则始于《蚕经》。

　　（三）《鱼经》的写作与吴地发达的渔业和“鱼书”的写作传统

　　吴地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自先秦已降，这里就盛产鲋、　、银、白，尤以松江鲈鱼最为有名。鱼，是水稻之外，吴地人民最主要的食物，历史上一直有着“饭稻羹鱼”的说法。一种说法，“吴”的本字即“鱼”(4)，可见吴与鱼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稻作一样，吴地的渔业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当地的居民就已从徒手捕鱼，进入到利用较大木船，航行到较深广的水域中进行网捕，并把捕获物以鱼篓盛养的捕捞阶段。春秋吴越时期，当地已开始了人工养鱼，唐《吴地记》称：苏州胥门１５里有“鱼城”，系“越王养鱼处”；另《石湖志略·古迹》中也载，胥门外西南５里越来溪，“溪有南北，南溪之西田间，基厚而土细，高可二丈，广倍之，吴王游姑苏筑以养鱼，今谓之鱼城基”。不过在明清以前，吴地的渔业仍然是以捕鱼为主，因此，在明以前吴地的渔史中，渔具和渔法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晋以前，即已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渔具扈，唐以后，吴地的渔具和渔法更有了显著的进步。明清时期，渔船、渔具和渔法进一步发展，捕鱼的种类迅速增加，但最大的进步还在于养鱼技术方面，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得到广泛的饲养，成为池养鱼中主要的鱼种。同时鱼种的繁殖和成鱼的饲养管理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发达的渔业哺育着吴地的渔学。相传第一部养鱼专著《养鱼经》就诞生在这里。《养鱼经》的作者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以后，就在太湖上过起了隐居漂泊的生活，他认为“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至今在太湖各处，仍然流传着许多范蠡养鱼钓鱼的遗迹或传说。《养鱼经》也许就是根据他的养经验所写出来的一部养鱼专著。书中对于养殖对象、建造鱼池、密养轮捕、良种选留及产子孵化等方面均有论述。

　　如果说历史上对范蠡及其《养鱼经》还存在许多疑点的话，那么唐代陆龟蒙则是吴地土生土长的渔学专家。陆龟蒙，字鲁望，唐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晚唐著名诗人。年少时曾热衷于功名，后隐居甫里（今　直镇），耕读之余，喜好垂钓。“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又称“天随子”，经常“升舟，设篷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于江湖之上。”对渔具和渔法都有一定的研究。其成果从他与当时另一位著名诗人皮日休的有关渔事的唱和诗中就可以看出。陆龟蒙在其《鱼具诗诗　并序》中说：“天随子渔于山海之颜有年矣

，矢鱼之具，莫不穷其趣”。“序”中对所写的渔具、渔法做了介绍。这些渔具渔法“皆出于诗、书、杂传，乃今之闻见可考而验之不诬也”。是我国渔具分类的最早文献。皮日休读后认为　“凡有渔以来，术之与器，莫不尽于是也”，并《奉和陆鲁望渔具诗十五咏》，接着又补充写了《添渔具诗》五首，以回赠陆龟蒙。陆龟蒙也同样写了《奉和袭美“添渔具诗五首”》。后来宋代的张明达任吴江县知事时，又在此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加以损益，编绘成渔具图，并各系之以诗计１７首，与皮陆的渔具诗稍有出入。

　　然而，《陶朱公养鱼经》只提到了鲤鱼的养殖方法，陆龟蒙仅叙述了唐及其以前的渔具和渔法，对于明清时期，四大家鱼繁殖和饲养技术，以及由于渔船、渔具和渔法的发展，所引起的捕鱼种类的增加，没有，也不可能涉及，是有黄省曾《鱼经》的出现。

　　黄省曾写的《鱼经》是一部关于养鱼和渔业资源的专书。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一之种”介绍了几种鱼类的繁殖方法，包括鲤鱼、鳟鱼、　鱼、草鱼（鲩鱼）、白鲢、鲻鱼等。繁殖方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产卵孵化和取苗（秧）池养。使用的饲料有鸡、鸭蛋黄，或大麦之麸，或炒大豆之末。值得注意的是对鲻鱼的养殖，鲻鱼本是一种海洋鱼类，生活在海水和河水交界处。长江口的松江人在潮泥地上开挖池子，待春季涨潮的时候，捕捉一寸来长的鲻鱼鱼秧，放入池中进行人工养殖，至秋季鲻鱼就有一尺来长。这是海鱼淡水养殖的最早记载，标志着中国海产养殖的发达。“二之法”介绍了养鱼的方法，着重于在凿池和喂食两个方面。黄省曾认为鱼池必须凿两个，这样做的好处有３点：一可以畜水；二卖鱼的时候，可以去大而存小；三还可以解泛，一个鱼池泛时，这个鱼池里的鱼可以投放到另一个鱼池中去。鱼池凿好以后，不可以沤麻，不可以投放碱水、石灰，还要避免鸽粪；水不宜太深，深则水寒而鱼难长，但池之正北，应挖得特别深，以便于鱼儿集中；三面有阳光，则鱼易长。池中应设洲岛，让鱼不绕运转，使鱼生长迅速。池旁中芭蕉，芭蕉上的露水滴入水中以解泛；种楝树，楝子落入池中可以喂鱼；搭上葡萄架，可以免除鸟粪；四周种上芙蓉，可以避免水獭。鱼的食物有蟋蟀、嫩芽、秆子、鸡、鸭蛋黄，不可以用水草。喂鱼要一日两次，定时定量，小鱼喂草必须幼嫩，冬季可以不喂。“三之江海诸品”介绍了江河湖海中１９种主要的鱼类，这些鱼类多属鱼中珍品，有鲟、＃、鲈（松江四鳃）、鳓、鲳、石首、白鱼、鳊（鲂鱼）、银鱼、鲥鱼、鲥鱼、＃、（刀鱼）、　子、鲫、虾虎、土附之鱼，＃鱼、针口之鱼、河豚（斑鱼）。黄省曾的《鱼经》是一部较为难得的鱼书，因为较早的鱼书，如《陶朱公养鱼法》和《昭明子钓种生鱼鳖》等书都已失传，或仅存辑本，后世所谓的鱼又多记海错或鱼品间，或有捕鱼之法，但对于养鱼之法确很少记载，只有《鱼经》是一本集养鱼和鱼品为一体的鱼书，在鱼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艺菊书》与吴地的花卉及花谱著作传统

　　和黄省曾所写的其它农书一样，《菊谱》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菊谱》作为一种花卉专著，本被排除在中国传统农学以外，《齐民要术》即说：“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但是在唐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的繁荣，花卉种植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种有关花卉的专门著作也就应运而生。在花卉栽培和写作花谱著作方面，吴地也走在全国的前列。

　　早在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就已有了芍药和菊花栽培。隋炀帝大兴土木，营造园苑时，吴地已成为园苑的花卉供应基地，唐代这里栽培的花卉已达数十种之多。宋代政和年间更在平江（今苏州）设供应奉局，采办奇花异草和太湖石，名曰“花石纲”。而随着宋廷南迁，吴地的花卉业更趋繁荣。就在此时，吴地的花谱著作也相继出现。

　　吴地所栽培的花卉和所写作的花谱中，以菊花和菊谱最多。有人统计，吴地在宋代出现的花谱中，菊有４部，即史正志的《菊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沈竞的《菊名篇》，史铸的《百菊集谱》。梅有２部，即张功甫的《梅品》和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竹１部，即僧赞宁的《笋谱》。菊谱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大，记载的花卉品种多，仅史铸的《百菊集谱》就有６卷之多，记载菊品１６３种。由此可见，吴地人民对于菊花的重视。

　　明清时代，吴地的花卉业继续得到发展，据周履靖《菊谱》所载，仅菊花的名目就有２２２种。花卉著作还在不断的增加，其特点是除了专谱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具有综合性花卉通论内容的著作，如王世懋的《学圃杂疏》，高濂的《遵生八笺》，王路的《花史左编》和清陈　子的《花镜》等。

　　菊花仍然受到人民的喜好，从这一时期吴地所出现的花卉著作来看，菊谱就有１０种，仅次于兰谱１１种，远远高出于其它花卉。在菊谱中，黄省曾的《艺菊书》就是其中最早的一部。不仅如此，本书还着重“艺”，讲究栽培方法，全书分为六目，包括贮土、留种、分秧、登盆、理缉、护养等六目。这与以记载花品为主的宋代菊谱不同，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天野元之助称之为“确为园艺学上更进一步的著作”。

　　黄省曾的《艺菊书》虽然是吴地花卉业繁荣背景下的产物，但却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稍后，嘉禾梅墟周履靖所写的《菊谱》中，也非常注重栽培方法，其上卷，以“艺菊法”为题，分述了培根、分苗、择本、摘头、掐眼、剔蕊、扦头、惜花、护叶、灌溉、去蠹、抑扬、拾遗、品第、名目等十五目。虽然保留了品名等内容，但已不占主要地位。下卷则收录了黄氏的《艺菊书》。

　　黄省曾的《芋经》是一本关于种芋的专著。全书包括“名”、“食忌”、“艺法”和“事”等４章，广泛汇辑了古代文献中有关芋的记载。“名”一章引用了《说文》、《广雅》、《广志》、《唐本草》等书中有关芋名及其种类的记载。“食忌”一章，则是有关食芋的注意事项，以及防止野芋中毒。“事”一章，引述了食芋充饥的一些历史掌故。对于农学而言，最有意义的是“艺法”一章，这章中除汇录了《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崔　（四民月令）》、《家政法》、《务本新书》和《物类相感志》等书的种芋之法以外，还叙述了当时种芋的方法，主要包括选种、整地育苗、栽种塘土等。这些方法多有发明，如为了防止芋种冻害，提出了窖藏越冬法；又如塘土，即在芋棵行间挖土壅在芋根上，使根上土壤保持疏松，以结出大而圆的芋头。黄省曾的《艺菊书》则是一部种菊专书。全书包括贮土、留种、分秧、登盆、理缉、护养等六目。本书重点放在种艺之法，与以记载花品为主的宋代菊谱不同，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五）《芋经》与吴地农业中的多种经营传统

　　在黄省曾的著作中，似乎只有《芋经》是一本“空前绝后”的著作。芋在今天主要是当作蔬菜作物来栽培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却是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芋经》“事”一章中，就引述了一些食芋充饥的历史掌故。因此，许多农书和古代文献都有关于芋的文字，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四民月令》、《家政法》、《务本新书》和《物类相感志》等书，都有关于芋的记载，但是在黄省曾以前，还没有有关芋的专著的出现。而在黄省曾之后，随着甘薯的传入，芋做为粮食作物的地位被取代，而成为“蔬茹中上品”（徐光启语），人们对于芋的重视远不如从前，因此，黄省曾的《芋经》也就成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本关于种芋的专著。

　　虽然说《芋经》是一本空前绝后的著作，但它的出现也与吴地的农学传统分不开。吴地的农学传统中有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这就是以农桑为主，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营的经营项目更加多种。从张履祥的《补农书》及“附录”就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吴地的农民所从事的项目非常之多，除了种稻、种桑、养蚕以外，还要种豆、麦、芋、麻、苎麻、芊　、竹、果（如梅、李、枣、桔之类）、瓜、蔬，养鱼、养羊等等。

　　多种经营的特点在吴地农学著作中也得到了反映。降了上面所提到的有关渔业和花卉等方面的著作以外，反映吴地种木棉的有徐光启的《吉贝疏》和褚华的《木绵谱》，种苎麻的有清黄厚裕的《种苎麻法》，蔬菜的有宋僧赞宁的《笋谱》、明潘之恒的《广菌谱》和清吴林的《吴蕈谱》，水果的有清褚华的《水蜜桃谱》和王逢辰《　李谱》等等，这样一些农书在吴地以外的地区是不多见的。而《芋经》也是这类绝无仅有的农书之一。

　　实际上，黄省曾的《农圃四书》即是吴地农业多种经营的体现，而“四书”之外的《芋经》更反映了这一特点。吴地很早即已种芋，尽管到了明后期，它开始受到甘薯的冲击，但吴地的农学家还是给它予相当的重视，如《补农书》中不仅有一段专述种芋的方法，而且在“附录”中加上了“种芋”一节，并认为这段附录“可补农书之不及”。而在黄省曾写作《芋经》的时代，甘薯尚未传入吴地，其在吴地多种经营的地位就更加可想而知。因此，也可证明《芋经》的出现与吴地的农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黄省曾的农学成就实乃吴地农学传统的一个缩影。